我曾阅读到两篇建国初最早谈论连环画的文章,印象颇深。一篇是时任文化部艺术局美术处长的蔡若虹先生所写,题目为《关于连环画的改造问题》,发表在1950年2月《人民美术》杂志的创刊号上。另一篇是上海画家邵克萍先生所写,题目为《谈谈改造连环图画》,刊登在上海美协主办的《上海美术》报1950年5月1日第二期第三版上。两篇文章异曲同工,呼吁改造旧连环画,创作出版新连环画。当年,邵克萍担任华东文化部艺术处美术室组长,连环画是他主管的工作之一。由于在旧社会,连环画多以古典、历史题材为主,不少是三皇五帝、才子佳人、侠客豪杰、妖魔鬼怪内容,与新中国的要求格格不入。邵克萍便在文中写道,为了让读者“从被造成的愚昧幻境中解放出来,给以新鲜的养料,让他们看见生活的真实和方向,那改造连环画不能不成为我们美术工作者当前最主要的任务”。
邵老生前曾多次跟我谈及当年的连环画情况,说上海一解放,文化部门十分重视连环画,很快成立了“上海连环画工作者联谊会”,出版了像邵宇的《土地》、赵宏本的《血泪仇》等许多连环画佳作。各级文化出版部门不因“小人书”之小而轻视其为“小儿科”,连环画做出了大市面、大影响。由于蔡若虹、邵克萍等美术领域具体主事者的身体力行,积极倡导,推动了我国连环画的改造、创作和出版事业的兴旺发展。
其次,连环画家群贤毕至灿若星河。老画家老当益壮,如连环画泰斗级人物赵宏本,1915年生于上海,十五岁开始画连环画,一生创作了三百余部作品,他与另一位老画家钱笑呆合作的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,成为不朽的精品之作。刘继卣绘画、张再学(即蔡若虹)编文的《鸡毛信》,在建国初期为连环画突破概念化、塑造典型人物等方面,起到了示范作用。画家接着又创作了《东郭先生》等一系列优秀作品。被誉为“南顾北刘(刘继卣)”的上海连环画家顾炳鑫,在创作出《蓝壁毯》后,又以素描绘法创作了《渡江侦察记》。辽宁鲁迅美术学院组织师生开展连环画的教学实践活动,其中王绪阳、贲庆余等创作了《童工》《我要读书》。贺友直在完成《杨根思》等作品后,创作出风格一新的长篇连环画《山乡巨变》(四册),表现了中国农村大变革中的农民命运。华三川用钢笔复线的画法,创作了《亲人》《交通站的故事》《王孝和》等。丁斌曾、韩和平绘画的《铁道游击队》(十册),1955年出版第一本,先后再版印刷二十多次,总计印数达三千六百五十二万册,是我国再版次数最多、印数最高的现实题材连环画。王叔晖的工笔重彩画《西厢记》,以富有民族传统的精致笔法,为工笔连环画开创了新的天地。程十发的《孔乙己》、费声福的《风暴》等,都是这一时期家喻户晓的连环画佳作。
不能不提的是,当时还出版了根据古典名著编绘的长篇连环画,如六十册一套的《三国演义》,二十六册一套的《水浒》等。为创作这些作品,集中了我国几十位一流画家,画幅卷帙浩瀚,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五彩缤纷的连环画长廊。
再次,连环画文学脚本的精心编写功不可没。连环画的形式是图文并茂,相得益彰。文字作为连环画的重要一环,约占版面四分之一。当年改造连环画的一个重点,就是提高其文学脚本的应有地位。因为文学脚本决定着一部作品的主题思想和内容情节,为绘画者提供构图的基础。因此,连环画出版单位都设立了文学脚本编辑室,人民美术出版社还曾设立过脚本研究组,由著名作家孟超负责。不少资深编辑、作家担任脚本的编写工作。蔡若虹因其文字功底扎实,以笔名张再学,先后编写了《白毛女》《王秀鸾》等文学脚本。著名四川老作家林如稷将自己的电影剧本改编成连环画《西山义旗》。
我想到老作家梅娘,知道她喜欢连环画,几年前寄赠一册拙著《连环画鉴赏与收藏》,却引出老人的一番感慨,回信说:“五十年代,我曾写过一些连环画文学脚本,留下了我生命中的一段印记。”那时,梅娘在电影制片厂任编辑,家中一对儿女不幸双双住院,沉重的医疗负担压在梅娘身上。正巧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邀她撰写连环画的文学脚本。于是,她就一部接着一部编写,每年都要写上三四部。那部受读者喜爱的连环画《格兰特船长的女儿》,是她“很下了一番功夫”,才完成的上中下三集文学脚本。当这套连环画将出版时,梅娘被错划成右派,出版社只得将文字编写者的署名改为“落霞”。她编写的《爱美丽雅》,也是一部影响颇大的连环画作品。这两部作品在八十年代又再版重印,印数高达八十万册和四十万册。她为鲁迅翻译的小说《表》编写文学脚本,据说还差点得了奖,因为编写者是右派而被取消了评奖资格。不过,当年这些连环画文学脚本的编写出版,一度在经济上解了梅娘的燃眉之急,稿费填补了两个孩子庞大的医药开支。至今九十高龄的梅娘仍认为:“连环画尤其是文学脚本的编写,得有深入浅出、突出原作精髓的真功夫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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